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2)
二、社会结构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制约 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承认中西社会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就应明确地意识到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移入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在西方，基于个人社会两级模式的社会结构，起源
二、社会结构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制约
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承认中西社会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就应明确地意识到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移入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在西方，基于个人社会两级模式的社会结构，起源于基督教会的西方社会工作对家的作用是忽视的。对于西方社会工作自身所遵循的一套价值体系，不少学者都作过不同的归纳。但总体来说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取向：第一种取向主要从个人角度来讨论社会工作的价值。持此种取向的有泰勒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及列维的有关社会工作的社会价值观;第二种取向主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的价值，如戈登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第三种取向主要从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工作的价值，比斯台克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和柏尹姆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就具有这种倾向。从这三种取向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价值取向，哪套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都涉及人的本质、人的责任、人的需要、人的权利与义务、社会的功能、社会的职责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些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都是在西方个人社会的两极思维模式下进行，考虑的是个人、社会的两极或两极的相互关系，完全忽视家的存在，更没有考虑家文化在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社会工作对家文化的忽视不仅仅体现在价值和理论层面上。在实务和操作层面，西方社会工作仅仅将家作为社会工作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来看待。西方社会工作者将外部环境划分为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生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层次，其中家庭与学校、朋友、邻居等同属于微观系统。这种将家作为外部环境一部分来对待的观点和态度在西方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传统方法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家庭作为整个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座，它在事业生涯与生活中起着正面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我们上文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价值体系和理论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这种地位和作用在西方社会工作中都没得到丝毫地体现。
而与西方相比，基于个人家庭社会三级模式，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那种植根于西方个人社会两极思维模式而形成的一套适应西方文化模式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要想在中国特有的个人家庭社会的三维模式下得到顺利推行和发展，就必然有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融合，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社会工作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工作，我们只能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对其加以理解[8]。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必然是其所处环境的产物，也必然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即在个人家庭社会的社会三维思维模式下进行的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必须考虑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深刻影响。
三、转型期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创造性转化
应该承认，虽然新时期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已达廿载，但在中国社会仍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在分析其原因时，学界往往强调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上述分析仍失之笼统，没有触及中西社会结构之异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社会工作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评估中国特有的个人家庭社会三元结构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的影响。
首先，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从个人家庭社会三元结构出发，切实提高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结构的契合度。
在个人家庭社会社会三维思维模式下的影响下，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式的中国特色的信任结构。这种信任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亲密程度为标准，将身边的人群自然而然的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并做出相应区分。随着亲密程度的降低，信任也随之递减。这种信任结构对于社会工作的开展造成了莫大的障碍。社会工作者很显然属于外人的范畴，但由于社会工作性质的独特性，社会工作者所要解决的案主的问题往往发生于家庭，这就使得社会工作者开展工作时的角色与功能发生冲突。如何调和这种冲突，关系到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更关系到社会工作的实际效果。如果在实施的过程中，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操作模式，可能会适得其反。故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探索一条适应中国独特家文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实务模式，不能同西方社会工作一样仅仅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的社会环境来看待，而应该把中国的家庭及泛化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视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量，善于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转化为家庭内部的自己人，将所要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家庭内部的问题加以处理。(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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