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统考不动摇就是坚持改革不动摇
“我要招的是尖子学生，所以高考(微博)分数最好在一本线上50到60分。这就是我的预测分数线。”高考前夕，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武汉做招生宣传时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深知湖北生源质量很高
“我要招的是尖子学生，所以高考(微博)分数最好在一本线上50到60分。这就是我的预测分数线。”高考前夕，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武汉做招生宣传时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深知湖北生源质量很高。当时，我带的一个学生就是湖北省的高考状元。”
这说明，尽管南科大去年坚决拒绝参加统一高考，但朱清时对于统考选拔人才的效能实际上还是认可的。众所周知，名校之间每年明里暗里都在互相比招收“状元”的数量，和在各省的实际录取线超出当地一本线的分数。这种比赛本身，就是对于“按分录取”的高考制度的肯定。
朱清时校长的一大改革理想——从高二招生——也是如此。它和北大发明的“中学校长推荐制”，以及“×校联考”等等，其实用意都很相近，都是抢在别的学校之前先掐一遍尖儿。大学挖空心思掐尖儿，也说明，他们都承认分数高的尖子生好。
在这次招生宣传中，朱清时校长尖锐地批评“近30年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但他并没有把原因归咎于生源质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大学的办学质量。他讲了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个行政单位，学术失去了活力”；二是“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诚哉斯言！
最近，好几位恢复高考初期高分被名校(包括中国科大少年班)录取、而后出国留学(微博)的学者，当选美国三大科学院院士。这也证明，现行高考制度的人才选拔功能是不必怀疑的。
高考在人才选拔效率方面当然仍存在很多缺陷。有的是难以解决的，譬如“临场发挥”的偶然性问题。曾经在北京、安徽等地试验过，把“一考定终身”变为“两考定终身”，结果社会成本太高，只好放弃。有的需要通过一些辅助性的制度进行“平衡”，譬如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鸭蛋的“偏才怪才”容易落榜的问题。这些年，以“不让钱钟书落榜”的名义出台的保送、加分政策已经非常多了，只是大多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儿。
也有的问题，是本来有办法化解，但就是不干的，譬如备受诟病的“大作家不会答语文卷”的问题。其实，在恢复高考之初，考生的语文成绩与其实际的语文能力基本相符。问题出在后来引进了美国的标准化考试。客观地说，把语文分为词汇、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补全短文、概括大意与完成句子等等几大块，统统变成“四选一”的选择题，从考试技术上是一大创造，对于英语这种语言本身也非常合适。参加过类似标准化考试的人都知道，英语卷子的正确答案，确确实实是唯一的。但汉语与生俱来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没法儿用这种办法考试。在“四选一”的备选答案中，往往存在模棱两可、甚至“三可”“四可”的空间。并且，越是平常阅读量大、实际语文水平高的考生，越觉得好几个答案都各有其道理但道理都不充分，因而无所适从！但很多人对此发表不满意见，针对的是整个高考制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而非标准化考试，因为标准化考试是美国人发明的，所以它当然是先进的。
高考制度为绝大多数人公认的优点，是比较公平。民众的普遍呼声，是“怎么改也不要改了公平”。周其凤能从一个穷山沟里的孩子考上北大，步行三天到长沙坐火车来北京，一直到后来担任北大校长，靠的是高考制度。朱清时当年进中国科大读书，也是凭分数考进去的。目前中国各级公务员(微博)队伍里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因为1977年恢复了高考，都坐不到今天的位置上，包括现任教育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哲学系1978级学生袁贵仁在内。
当然，这种公平也是相对的。如同从选拔人才的效率视角一样，从公平视角出发，高考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是难以解决但老百姓认账、不提意见的，如城乡中小学教育质量悬殊导致的“先天差别”；如分数线上下一两分就成了两重天。有些是牵涉庞大的利益格局调整、提意见也不管用的，如各地招生名额的计划分配问题。也有的是后天人为制造、且有话语权的人们根本不想解决的问题，譬如英语分数占比越来越高、并且还加试听力，就对农村和中小城镇考生非常不利。全世界没哪个国家的高考像中国这样重视外语成绩，好像也没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以英语教学辅导为主业的上市公司。(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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