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香港大学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
香港大学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到各州自治，因此不同的州会有些差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教科书并不重要，二是开放式。
如果这一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会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斯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国观点，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电脑放映图片，反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分析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惟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纪录片等等，然后在课堂里辩论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合约》结下的恶果?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于结论，学生要通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来下。
满头卷发的卢卡斯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臣仆》，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如果主题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学生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还要试图去评价这场革命的后果这究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如法国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说，社会顿时撕裂成两半：羡妒的无产阶级和恐惧的有产阶级;或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因为20年后，德国和意大利都统一了，而法国扩大了选举权，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事情的是与非，人物的忠与奸，往往没有定论。学生必须自己从各种数据的阅读里学习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还常常要作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45分钟，等于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人物日记、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着重在训练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至于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回答的。譬如，试分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做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国的历史教育比较跟着教科书走，来自奥地利的约翰在美国读过一年高中，他插进来，而且他们的历史课教得很细，不像我们在欧洲，着重在大事件、大历史。(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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