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中国知识分子
提起竹林七贤，颇能让人联想到玄音妙律，水墨丹青的中国文人生活图景。但揭开这层面纱，回想七贤的故事，却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
提起竹林七贤，颇能让人联想到玄音妙律，水墨丹青的中国文人生活图景。但揭开这层面纱，回想七贤的故事，却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抹侧影。
竹林中人相聚百家岩，终日在竹林中饮酒清谈，全是些高山流水，玄虚的论道。其中有的是不得仕途，有的是厌世疾俗，各种心态不尽相同。他们的代表嵇康是个清高孤傲之士，也最有才华，最耿直，当然命运也最悲惨。
极富浪漫色彩的竹林七贤华丽的表皮下却让人直接感受到文人间酸腐相嫉的丑态。山涛明知才学在己之上的嵇康不愿为官，却要举荐他做自己的下位官职，最终导致嵇康受钟会构陷，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杀害，使得那曲《广陵散》成了千古绝唱。同是文人的钟会只因数访嵇康而受到冷遇，便狠狠地留下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伏下因妒而起的杀心。
七贤中比较老成的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他看到曹爽与司马懿明争暗斗的险恶政局，在政见上本是倾向于曹魏的阮籍，却采取了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终日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迫于司马政权的淫威，阮籍甚至还接受过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官位。在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时，阮籍的对策是，狂饮大醉60日，使司马昭没有开口的机会，只得作罢，此足以见阮籍的处世态度。
有意思的是，山涛一生为官清廉，活了七十多岁，可谓寿终正寝;阮籍韧而不刚，最后亦得终其天年。从某种角度说，山涛、阮籍的一生似乎更有意义。同样在七贤中才学较浅的阮咸、王戎，都十分技巧，积极入仕，为官一生，也做了一些事情。其他几个只要是刚正不阿，清高自洁的，都没得好死。
以上种种，使得惯用好人坏人来划界线的现代文化习惯，不知道如何评价是好，折中的结论是即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如此折中下去，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呢?
这里有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病灶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缺乏担当。颇具竹林性格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逃避。表面上看是清高不俗，其实就是不愿承担社会责任。
他们要么遁入山林，纵酒放歌，隐藏真迹，成为所谓隐士，从而逃避现实;要么进入官场成为官府的鹰犬，捉文弄笔，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其实这两种都是逃避，前者叫小隐隐于山，后者叫大隐隐于朝。
即便是死，都是一种逃避，知识分子愤世嫉俗，不堪迫害，投河的、跳江的、上吊的，俯拾即是。可怜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原是知识分子和权势的统一体，一旦做了亡国之君，那副可怜相，实在难受。为君的时候没有担当，整日吟词做赋，声色犬马。一但做了亡国奴，老婆被人淫了，也只有饮酒大哭。单看他的《虞美人》、《相见欢》那是何等的华美，但看看这个现实中的李煜，又是何等的可悲。
从孔儒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论证人与自然的妥协与融合。这自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它是《论语》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博大与多元，他是和而不同的宽容与容忍。
但是，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在人类自给能力还十分低下，人们必须不断向自然拼求的那个时代，和从何来?这种文化的早熟必然与现实社会发生激烈的碰撞。碰撞的后果，自然是有玉碎的，有瓦全的，总之就是不得玉全，不逃又能怎样?历代文人骚客，因不同的处世态度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又何止这竹林七贤?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被从官、商、工、农、兵中人为地划分出来，成为一个十分尴尬的阶层。他们很被关注，但从来没有在历史上作为一种势力，独立地发出声音，发挥作用。他们像是华丽的瓷器中看不中用。
究其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文化是早熟的，与其服务的现实社会龃龉相左，不能同步。关于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中国文化要义》之文化早熟后之中国有论：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之总特征。(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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