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五四”——胡适和闻一多的政治选择(2)
1935 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
1935 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但是，在当时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辞，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
约法一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
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他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科学新文明
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这又在台湾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老师辈，闻一多则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则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下。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仁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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