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恢复高考那一年的记忆(2)
你在我滚烫的心中融化 我渴饮你生命的泉水 在生活中植上爱情的幼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上飘着雪花，走在去教室上课的路上，触景生情中就有了这一首即兴之作。”第二天正好轮到栾行健他们中文系乙班办墙报，
你在我滚烫的心中融化
我渴饮你生命的泉水
在生活中植上爱情的幼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上飘着雪花，走在去教室上课的路上，触景生情中就有了这一首即兴之作。”第二天正好轮到栾行健他们中文系乙班办墙报，当时大学二年级的栾行健便将这首诗交给了办墙报的同学。
当栾行健站在墙报前，眼中尽是那些批评《雪花》的大字报。“主要是说这首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缺少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革命性、战斗性，诗在歌颂软绵绵的爱情，而爱情是有阶级性的，诗在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泛爱论。”
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管卫中说与这种批评之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种支持之声，后来，随着两种声音的日趋扩大，争论的本质实际上已经超越《雪花》诗歌本身，升级到文学与人性的讨论了。“有人说，我们77级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雪花》事件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冲击的体现。”
一正一反两种声音的争论逐步向外扩延，当时《甘肃日报》还专门派记者来采访，组织了一正一反两篇评论文章在该报的副刊版上发表。栾行健说几个月后的1979年5月，时为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刘滋培先生一篇题为《百花齐放还是春》的具有保留性的定性文章算是为这场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即使在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我作为诗作的创作者也没有一丝的恐惧，除过一些迷茫之外。”现在已从兰州市教育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栾行健觉得无论是校园内的还是报纸上的争论，特别是1980年《雪花》荣获了“庆祝建国30周年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三等奖”，无疑都传递了这样一个迹象：文化界思想在解冻。
来自课堂上的思想解冻让学生们感受得更为直接些。管卫中说刚进学校那会儿，有些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像我们的历史课还在讲阶级斗争动力说，‘朦胧诗’还处在半地下状态，只在一小部分同学中间悄悄传抄……教学内容尚未完全回归常识，是一些思想率先解放的老师们给了我们最初的启蒙。”
解志熙从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下决心远离政治，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他还是从身边文学的哗变之中感受到思想解放的快感与舒畅，“文学充当了解放思想的先锋。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生，眼界被打开了，思想被启蒙了，从而形成了我们理想主义的群体性格。”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支克坚老师，他思想解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讲解鲁迅，是以一种回归‘五四’、回归启蒙主义、回归人性的态度。这就是一种启蒙。”解志熙说与支老师的受欢迎形成对比的是一位讲先秦文学的老师，这位老师用南方方言讲解佶屈聱牙的《诗经》、大赋，听起来实在很困难，面对课堂上一些熟悉先秦文学的学生的提问，这位老师往往被问得满头大汗，不满之声越聚越多，最后学生们的意见提到系上，系上就把这位老师给换了，学生让老师“下课”了。
当年给77级代过当代文学课的党鸿枢让管卫中记忆很深，他说，像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等一些新文学作品一出来，党老师就马上介绍给同学们，而这些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让他们看清中国刚刚过去的现实，就像手电筒，一下子照亮了他们心灵的幽暗隧道，令人如梦方醒，醍醐灌顶，他们让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事实上发挥了类乎‘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功效，且比前者规模大得多。是新生的文学给了我以及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学、同代人以启蒙。从这里开始，我们渐渐变成了喜欢思索、不再轻信什么的一代人。我们被启蒙了。”
启蒙——在解志熙、韩经太、管卫中、栾行健、李玉兰、孙敏、武志元、康娅红、何西庆这些77级学生眼中——是比四年大学学到的知识还重要的东西。
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我们这一代》的序言中写道：他们读大学的时节（1978年初——1981年底），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滚滚春潮打破坚冰之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刚刚吹响之际。在那样的历史时刻，他们像年轻的士兵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奠定了独立思考的群体气质，更加坚定了为百废待兴的祖国报效终身的理念。(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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