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恢复高考那一年的记忆
30年前借书证。 30年前合影。 30年后合影。 他们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570万人中的一份子，他们更是21:1的录取比例中那幸运的27万人中的一份子； 他们是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后的第一代
30年前借书证。
30年前合影。
30年后合影。
他们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570万人中的一份子，他们更是21:1的录取比例中那幸运的27万人中的一份子；
他们是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这一代被称为“思考的一代”；
毕业3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笃信：知识改变命运。
2012年1月1日，西北师大中文系77级乙班同学毕业30周年联谊会暨《我们这一代》新书首发仪式在冬日的金城举行。就像30多年前的1977年，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了甘肃师范大学一样，这一天，他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而来，不同的只是朱颜已改。
这不仅仅只是一次简单的同学聚会，它应该是一次集体记忆对一个时代的拼接和复原，30年来，这些人以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个人命运累积成一个国家命运，他们身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命运转机
1977年8月从同学口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16岁的张先堂正在干临时工当泥瓦匠，此时他高中毕业也就两个多月。
比张先堂小一岁的解志熙此时正在环县读高二。几个月后，张先堂和解志熙成了甘肃师范大学（即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乙班的同学，16岁的解志熙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现在的解志熙和张先堂已成了大学者，解志熙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而身为研究员的张先堂也是敦煌研究院科研处的处长。
和等了高考11年的王恩绒相比，张先堂他们就算是运气好得很了。王恩绒是典型的“老三届”，1966年高中毕业的她就在掐指算还有10天就要参加高考的时候，突然听广播里讲，废除考试制度，推荐或选拔相结合上大学。“当时我们被通知先留在学校闹革命，等待推荐选拔上大学，当时，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可是后来，‘文革’演变成了派别斗争，以至文批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学校早已停课，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有心管我们上大学的事？直到1968年才通知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回家，等待日后的推荐选拔。”30年后，在记录西北师大中文系1977级乙班同学们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的这本《我们这一代》书中，王恩绒将让自己等待了11年的这一次高考视为是一次“迟到”——1978年3月走进大学校门时，王恩绒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比她的同学解志熙整整大了16岁。
大学毕业后，王恩绒在白银公司一中当老师，现已退休。王恩绒的同学、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办公室主任武志元，那一年是从“苦甲天下”的会宁考来的，填报志愿的时候，既不知道怎么报志愿又不知道什么专业好的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吃饱白面馒头的学校就是好学校。“所以，我在第二志愿中还填了某某煤炭工业学校，因为从小有个印象，就是煤矿的馒头真大啊！”
“迟到”的1977年高考，让如张先堂、解志熙、王恩绒、马国昌、王桂芝一样的很多人，从农民、工人、知青、公社干部、大队文书、兽医、应届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幸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当年无缘入学的同龄人相比，高考为他们这些人打开的是各自个人命运的上升通道，今天的他们多数已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甚至领军人物。
管卫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整个兰州维尼纶厂都轰动了，“谁能想到一个学徒工居然考上了大学？”管卫中自己似乎也不敢相信他真的考上大学了，在还是初中生时他就是个连入团都不可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78年那一年春天，管卫中是带着“出身不好”的历史标签踏进甘肃师范大学的校门的。
大学将会带给他什么？这是管卫中不知道的，也是从长津电缆厂走出来的栾行健所不知的……
被启蒙者
那是一个理想与精神复苏的时期。
栾行健的“爱情”也就在他的那一首《雪花》中复苏了——
雪花儿，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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