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清华大学文科取消复建发展过程(2)
1947年入学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发表演讲时说，自己读书时常到张奚若家中，坐在地上听这位“民国炮手”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这位电机系的毕业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欢文科，“老想着
1947年入学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发表演讲时说，自己读书时常到张奚若家中，坐在地上听这位“民国炮手”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这位电机系的毕业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
就在他毕业的1951年，教育部召开会议，表示全国工科系共有教师3097人，学生32597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急需的至少15万人的规模。
一方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学习苏联集中计划的教育模式，1952年6月25日，当时的国家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于当年的9月19日正式结束，共成立了8个院系和22个专业。
那些代表学界一流水平的文科和理科相继调整到其他高校。文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院长金岳霖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吴组缃到北大开始了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法学院则被合并到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首任院长是钱端升。原来的院长陈岱孙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是当时少数能够保留西学思想的学科之一。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由于社会学科被撤销，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张奚若则从这一年起，担任了7年的教育部部长。
事实上，当时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在“文革”爆发后。1968年，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复建
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科学者离开清华的心情，正如无法准确评估这一调整对清华乃至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来还是非常痛心。”她说，曾在这里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的父亲，把清华当作“安身立命之处”。
时至今日，冯友兰的弟子陈来还记得，这位著名哲学家在晚年对自己说过，“在清华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听这话时，陈来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作为北京大学1976年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和第一届博士生，他也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大弟子。巧合的是，张岱年也是在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调入北大的。
出于这种渊源，2009年陈来应邀担任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院长时，他用“反哺”来形容自己的任职：“我本来就是清华血统里成长起来的。”
类似“反哺”故事在清华文科的复建中屡见不鲜。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位曾经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学者，针对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两科，不能适应学科交叉发展的情况，建议具有良好文理传统和工科基础的清华大学建设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这封信无疑成为清华文科复建的节点之一。陈云将此信转给清华，清华党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表示“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工作的失误主要是社会科学方向的失误造成的”。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一年，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陈来，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该报同时配发评论《干部队伍结构发展与发展大学文科》。(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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