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而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与主
观的条件。
明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已初露端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悦、徐威、张灵等人。唐寅 放荡不羁，曾刻一枚图章，自封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乐趣，歌词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唐寅因为不拘泥于礼的约束，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茸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悉如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民间《三笑姻缘》的传奇故事，便是以他为主角虚构的。钱大昕曾有诗赞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祝枝山与唐寅交好，亦为著名狂士。两人时常在一起游玩取乐，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枝山还有一书，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传统定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史加以价值重估，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于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批狷狂之士的出现，将一股新鲜空气输入了封闭严密的意识形态系统。虽然这种影响、风潮只限于江南一隅，却给当时的理学势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后世屠隆、李贽等人的异端邪说，都发源于此。等到王学崛起，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便被一举击破。
王阳明的心学造成了理学的瓦解，其对明代理学的解构性，不异于石破天惊。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学并没有给人以地位，王学则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规范转向内在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在明代中后期被加以注意和强调。
王阳明的门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叶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导性人物。王艮之学被称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王阳明学说中的若干异端邪说的因子，在这位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手中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王艮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特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此所：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遗集》)
王艮所强调的显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本性，以此来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在理学家那里显得是万恶之恶的人欲便反成为了天经地义的道。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在泰州学派日渐张大的势力面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起于龙溪之学的徐渭也在学术主张上与泰州学派不谋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但长于诗、词、古文、戏剧、书法、绘画，而且精通哲学，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脱、豪恣、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点是自然人性，他说： 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天性，而不应该以外在的种种规范来束缚、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对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贯于他的艺术实践之中。他的画用笔纵横无羁，线条刚健恣肆，水墨酣畅淋漓。他甚至将水墨直接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态，远非前人所能比拟。同时画家内心的痛苦、激动、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诚与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尽致地流泻于画纸之上了。(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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