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胜“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仁宗盛治”
一、经济的盛世 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包括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
一、经济的盛世
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包括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是包括农业、制造业、商业、娱乐业等大的产业。而这些大的产业又包括各个行业。评价衡量一个古代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于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简单的从人口户数多少、国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数量、质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范围条件)、钢铁金属产量、货币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验证仁宗盛治之盛。
1、户数
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间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时期之盛，宋仁宗曾问包拯历代编户的数目，包拯经过认真考证后回答道：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文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三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2、税收
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22倍!!!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稅赋为主。(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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