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评：大学校长“痛苦”的根源
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在复旦大学日前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面对“内部管理”问题，大叹苦经。在这些大学校长眼里，当校长成了“高风险职业”。 大学校长的“苦经”，当然有来自外界的问题。比如，没
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在复旦大学日前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面对“内部管理”问题，大叹苦经。在这些大学校长眼里，当校长成了“高风险职业”。
大学校长的“苦经”，当然有来自外界的问题。比如，没有办学自主权，要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评估，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办事，而这些又受制于当下的校长任命制度——大学校长由上级部门任命、考核、评价，校长们必须对上负责。说得更明白一点，校长必须对政绩负责。
但是，如果把这些都归为外部问题，显然不符合实情。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外部的行政干预过多，而另一方面，是校内的行政化风气严重。也许大学校长在当前对上级的任命、考核无能为力，但是，在转变校内行政管理上，却有足够的空间。遗憾的是，不少大学校长不但没有利用好这些空间，还反过来通过自己的各种办学行动，加剧着大学的行政化。
比如，校长们抱怨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校长一人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那么请问，校长可不可以只管行政，不管学术？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上级的文件，要求一所大学的校长要掌控学校的学术权。也曾有一些行政部门的官员“语重心长”地告诉校领导，你们当了学校校长，就要“忘记”自己还是学者，不要再从事什么学术研究，一心搞好管理就可以了。可是，有多少大学的校长，不是依旧在带博士、硕士，继续带课题组搞科研吗？！这不但分散了其校长岗位的精力，也违背了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校长们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为自己捞取各种学术资源、教育声誉。近年来的院士评审、国家重大课题立项、国家教学名师，不乏“校座”的身影，这已成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的一大源头。
在诸多发达国家，一名学者，不管有多大的学术成就，一旦担任大学校长，就得放弃学术事务，专心做管理工作。因为，当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无法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与教育福利时，他就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而不去涉及教育权和学术权。
但我国校长的“困惑”和“痛苦”，大多始于此：自己身在其中，利益与自己直接紧密挂钩。于是，校长们考虑的，可能不是怎样办好大学，而是怎样平衡利益。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关系是：学校行政是执行学校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的机构。在这种关系中，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校长不用去想着怎样指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干什么，工作职责十分明晰。
当教育权和学术权从行政的手中转移到教授手中，大学校长们与外部打交道也会更有底气——在面对行政的指令与要求时，大学校长完全可以以本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决定加以拒绝。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机构，办学由行政说了算。因此，行政面对更大权力的行政机构，无从拒绝。
大学校长们摆脱“苦海”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从自己不再从事学术活动，进行利益回避开始，进而在学校内推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机制，制订各种责、权、利明晰的“大学章程”。当自己带头放弃“利益”，其他利益堡垒也就很容易攻破。
人们所担忧的是，校长们其实并不真的以此为苦，而是表面上叹苦，实际上乐在其中。就像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里所指出的，要“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诸多在各种场合大声反对教育行政化的校长，实际上却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地位。校长叹“苦经”的真正用意或许是：希望外部给大学更大的自主权，而在校内，自己一如既往掌控“所有权”。
办好一所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总结的是16字经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其实就告诉大学校长们：不是要校长多管理什么，而是减少对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手中没有多大权力的校长才是真正的好校长。(责任编辑：www.360gao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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